酒醒香销愁不胜，如何更向落花行。去年高摘斗轻盈。
夜雨几番销瘦了，繁华如梦总无凭。人间何处问多情。
英敏强记
宋濂生于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十月十三日（11月4日），因与其祖父同日生，故名为寿，后改名濂。祖籍金华潜溪（今浙江义乌），至宋濂时才迁居金华浦江（今浙江浦江）。因其母怀孕仅满七月而生宋濂，故宋濂幼时多病。为人聪明、记忆力强，号称“神童”。曾受业于闻人梦吉、吴莱、柳贯、黄溍等，精通《五经》。他一生刻苦学习，“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元顺帝至正九年（1349年），因危素等举荐，顺帝召宋濂为翰林编修，他以奉养父母为由，辞不应召。至正十年（1350年），入仙华山为道士，实则入山著书。
至正十六年（1356年）十月四日，入小龙门山著书。
教授太子
至正十八年（1358年）三月，朱元璋军队攻取睦州，宋濂遣家人入诸暨勾无山，但他自己留下未同行。十一月，郡守王显宗以“五经”师聘，宋濂推辞。
至正十九年（1359年）正月，朱元璋命升任知府的王显宗在郡中设学堂，召宋濂为婺州郡学《五经》师。
至正二十年（1360年），在李善长的推荐下，宋濂与刘基、章溢、叶琛被朱元璋召至应天府。七月，宋濂被任命为江南等处儒学提举。十月，奉命为朱元璋子朱标教授“五经”，后又参与修撰起居注。
至正二三十年（1363年）五月，朱元璋建礼贤馆，宋濂等人均在馆中。
主修元史
洪武元年（1368年）十二月，朱元璋下诏撰修《元史》，命宋濂及王祎为总裁官。
洪武二年（1369年），宋濂赴诏修《元史》，至二月开修，宋濂、王祎为总裁。六月，除任翰林院学士、中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同年八月，《元史》书成，宋濂被任命为翰林院学士。
洪武三年（1370年），因欧阳佑等儒士采得元朝事迹还朝，朱元璋遂于二月初六开局续修《元史》，仍命宋濂及王祎为总裁，至七月一日，全书告成。七月，因失朝被降职为翰林编修。
国初名儒
洪武四年（1371年）二月，宋濂升任奉议大夫、国子司业，却因祭祀孔子未按时呈上奏章，于八月被贬为安远知县。
洪武五年（1372年）二月，宋濂被召还任礼部主事。十二月，升任太子赞善大夫。
同年，甘露屡降，朱元璋问宋濂这样的天象是什么预兆，宋濂以《春秋故事》告诉朱元璋受命于人不于天，做事不必受天象的影响。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犯了罪，宋濂为朱文正求情，说可以将朱文正贬到边远地方，不宜治死罪。
朱元璋问宋濂作为帝王，应该读什么书为主，宋濂推荐给朱元璋《大学衍义》，朱元璋于是命将书中内容贴在宫殿两边墙壁之上，召集大臣，让宋濂给大臣讲《大学衍义》中的内容。
洪武六年（1373年）二月，朱元璋召四方儒士张唯、王辉等数十人，将他们都任命为翰林编修，以宋濂为其师。七月三十日，升任翰林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仍兼赞善大夫。八月十六日，与詹同同任总裁，奉命修《大明日历》，九月开馆，至次年五月修成，又辑其中五卷为《皇明宝训》。同年九月，朱元璋为散官分阶定俸，任命宋濂为中顺大夫，命他参中书大政，宋濂婉辞。
洪武七年（1374年）十一月一日，朱元璋命宋濂等考定丧礼服制。
洪武八年（1375年）十月，宋濂跟随太子朱标及诸位讲武中都。
洪武九年（1376年）正月十日，朱元璋命宋濂与朱右等定王国所用礼。六月，除任翰林学士承旨，其余兼官如故。
洪武十年（1377年），宋濂告老还乡，朱元璋亲自饯行，并命宋濂之孙宋慎送其回家。宋濂以头叩地辞谢，并约定说：“臣没死之前，请允许臣每年来宫内觐见陛下一次。”回乡后，宋濂每年乘着帝庆节的机会如约进京陛见。
老而罹祸
洪武十三年（1380年），宋慎被牵扯进胡惟庸案中，导致宋濂一家遭祸，宋慎与宋濂其次子宋璲都坐法死，朱元璋想处死宋濂，经马皇后及太子朱标力保，才得免一死，徙至四川茂州安置。
卒于徙途
洪武十四年（1381年）五月二十日（6月12日），宋濂因病逝于夔州（今重庆奉节），享年七十二岁。临终时，正坐敛手而逝，当时夔州的官员都前来赠赙哭祭。知事叶以从将宋濂葬于莲花山下。蜀王朱椿仰慕宋濂，又将宋濂转葬华阳城东。
明宪宗成化（1465—1487年）年间，蜀王朱申凿曾至宋濂墓前祭拜。
明孝宗弘治九年（1496年），因四川巡抚马俊为宋濂上奏申诉，孝宗经礼部商议后下诏恢复宋濂的官职，每年春秋两季在其所葬之地举行祭祀。
明武宗正德年间（1491年—1521年），宋濂获追谥为“文宪”。
宋濂青年时代因元末战乱迁居浦江，于青萝山中筑室读书，因名其楼为“青萝山 房”。兵祸之后，官私藏书毁损严重，而宋濂因隐居山中，仍能坐拥书城。明祁承汉《澹生堂藏书红》说：“胜国兵火之后，宋文宪公读书青萝山中，便已藏书万卷。”清载殿泗《风希堂文集》卷二《宋文宪公全集序》则说宋濂“始自潜溪徒浦江，得卷氏藏书之富，首推宋濂 ”。
宋濂藏书之精华，有少数流入清人之手。如北宋本《长庆集》，先后为钱曾、黄丕烈、潘祖荫所藏。《百宋一廛赋》：“庐山《长庆》，见取六丁；金华太史，独著精灵。”注：“《长庆集》北宋时镂版，所谓‘庐山本’者。庚寅一炬，种子断绝，唯此金华宋氏景濂所藏小宋本，图记宛然，古香可爱，推稀世珍。”又有宋本《春秋经传集解》、《史记》、《文选》等流入清宫内府，《天禄琳琅续编》有记。宋濂还曾藏有宋刊《事林广记》，后归广东丁日昌，《持静斋书目》著录。
道统文学观由来已久，但这里也有区别：以韩愈、欧阳修为代表的唐宋古文家，在理论上主张“文以明道”，强调“文”的工具性，但并不轻视“文”；宋代理学家看到他们的不彻底性，于是提出“文道合一”甚至“作文害道”的论点，以防文人在“道”之外又受“文”的诱惑。宋濂的文学思想便是沿着理学家的极端观点。在《文原》一文中，他强调了文“非专指辞翰之文”，而是道的“象”即显现，文与道相始终，道在哪里，文亦在哪里。在其他文章中，宋濂也反复提出“文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白云稿序》）；“文外无道，道外无文”（《徐教授文集序》）。
以这种理论批评古代作家，就显出非常偏狭的态度。如在《徐教授文集序》中，宋濂公然提出孟子死后，“世不复有文”；贾谊、司马迁所得的仅是“皮肤”，韩愈、欧阳修所得的也仅是“骨骼”，只有到了宋代几位大儒，才“得其心髓”，才算得上“六经之文”。至于明显不合“温柔敦厚”标准的各种文章，在宋濂看来，更是“非文也”。 “文道合一”论是一种受官方支持立场，这一点可以由《元史》的体例得到证明。自范晔《后汉书》分立《儒林》、《文苑》两传，以区分经学之士与文学之士，后代官修正史多沿袭之。《元史》却取消了这种区分，单立《儒林传》，认为“经艺文章，不可分而为二”，“文不本于六艺，又乌足谓之文哉！”《元史》是奉朱元璋诏命修撰的，这样做当然迎合了他的意思。在朝廷正式支持下，这种理论必然给文学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宋濂的文集中，大量充斥着美化、歌颂明初统治集团上层人物及表彰贞节妇女的作品，这大概就是他的“道统”文学的集中表现。但历史已经获得的进展，即使用强力去扭转，也还是有困难。所以，就是在宋濂身上，也还是存在两面性。
宋濂在元末与杨维桢交谊甚笃，明初杨氏去世后，他为之作墓志铭，对杨的文学才能和成就推崇备至，甚至以相当宽容的语气描绘其晚年“旷达”和“玩世”的生活情态，这和他的严厉的理论颇不谐调。他另外还有一些散文，对生活实际比较尊重，因而在宣扬某种道德观念的同时，比较接近真实的人性。如《王冕传》，写出一个元末“狂士”的精神面貌，开头描写王冕少年读书情形的一节，颇有情趣：
王冕者，诸暨人。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暮归，忘其牛。或牵牛来责蹊田，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达旦。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见。
又如《鹿皮子墓志铭》详细介绍陈樵“屏去传注，独取遗经”而自成一家的思想成就，《竹溪逸民传》写出一个出世高士的形象，由于作者对不同的人物个性能取一种同情的态度，都写得较出色。《送东阳马生 序》自述早年在贫寒中求学的艰苦，也很真实动人。
宋濂的散文文辞简练典雅，少作铺排渲染。但偶尔有些描写的片断，也能写得相当秀美。各种文体往往各具特点，可以看出变化，不是那么僵板。总的说来，他的文章风格具有密吻于道德规范的特征，同时也具有较高的语言修养和纯熟的技巧，所以能够成为明初文学风尚的典范。
对于宋濂来说，非常可悲的是朱元璋根本不承认他是什么“大儒”，而带有侮辱性地称之为“文人”（见《明史·桂彦良传》）。因为在朱元璋的政治体制中，已不能够允许有“大儒”——社会的思想指导者存在，皇帝本人就是思想指导者。宋濂最后其实是死于无辜，也反映出明初政治的严酷。
他的散文清新简洁，行文善于变化，思想也比较深刻。
朱元璋称他是“开国文臣之首”，刘基赞许他“当今文章第一”，四方学者称他“太史公”。宋濂与高启，刘基并列为明初诗文三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