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
至于诗亦然。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非余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其诗论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予三复其言而悲之。
闽人黄子思，庆历、皇祐间号能文者。予尝闻前辈诵其诗，每得佳句妙语，反复数四，乃识其所谓。信乎表圣之言，美在咸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叹也。予既与其子几道、其孙师是游，得窥其家集。而子思笃行高志，为吏有异材，见于墓志详矣，予不复论，独评其诗如此。
译文
我曾经评论书法，提出钟繇、王羲之的字体清逸古朴，妙处在笔画之外。到唐代的颜真卿、柳公权，才汇集了从古到今的笔法而尽力加以发展，达到了书法变化的极限，天下人都一致把他们奉为师表。而钟繇、王羲之的笔法就越来越衰微了。
至于诗也是这样。苏武、李陵的天然不加修饰，曹植、刘桢的自写真性，陶渊明、谢灵运的高超脱俗，已经达到够高的境界了。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俊美妙、冠绝当代的姿彩，逾越百代，从古到今的诗人全都无法比拟；但从曹魏、两晋以来，高洁出俗的风韵，也稍为衰减了。李白、杜甫之后，诗人继续出现，虽然偶然有高远的韵致，却多是才华不足以表达心意。只有韦应物、柳宗元，在简洁古朴的语言中表现出纤秀绮丽的意态，在恬静寡欲的诗行中寄寓了极为浓郁的诗味，不是我们这些人能够相比的。唐朝末年，司空图生活在战乱的艰难困苦中，但诗文很高雅，仍具有太平时期遗留下来的风度。他评论诗歌说：“梅子只有酸味，食盐只有咸味，饮食中不能没有食盐和梅子，但食盐和梅子带来的味道之美常常在咸味和酸味之外。”他把自己在诗歌的字面以外领略到的韵味列为二十四种，只恨当时的人不能认识到他的高妙，我再三地咀嚼他的话而为他感到悲伤。
福建人黄子思，在庆历、皇祐年间号称是擅长写文章的人。我曾经听到前辈朗诵他的诗，毎逢得到妙语好句，要反复品味，才能理解他表达的意思。的确像司空图所说的，味道之美在咸味和酸味之外，可以一唱三叹啊！我既然和他的儿子几道、孙子师是交游，就有机会看到他家传的诗集。子思品行诚笃，志向高远，做官有出色的才干，这些在墓志中可以看到详细的记述，我就不再论说了，只对他的诗作出以上评论。
注释
书：书法。
钟：即钟繇（yóu），字元常，三国时魏人，书法家，各体皆工，尤精隶书；王：即王羲之，字逸少，东晋书法家，长于行草，有书圣之称。
颜：颜真卿，字清臣；柳：柳公权，字诚悬。均为唐代书法家。
翕（xī）然：统一或调协的样子。
苏李：即汉代苏武和李陵。
曹：即曹植，字子建，曹操第三子；刘：即刘桢，字公干，“建安七子”之一。
陶：陶潜，字渊明，东晋人；谢：谢灵运，南朝时人。
李太白：即李白；杜子美：即杜甫。
英玮（wěi）：英俊美妙。
凌：逾越。
才不逮意：才华不足以表达心意。
纤秾（nóng）：纤巧浓艳。简古：简洁古朴。
至味：极浓郁的诗味。澹泊：恬静寡欲。
司空图：宇表圣，唐末诗人、诗论家，著有《诗品》。
承平：太平。
“其诗论曰”句：此句引语出自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文字与原文有出入。
二十四韵：指司空图把诗歌划分为二十四种不同风格，分别以诗论文，称为二十四诗品。
庆历、皇祐：均为宋仁宗赵祯的年号。
窥：窥看，这里表示阅读，带有自谦的意思。
家集：家传的诗集。
笃：诚笃。
本文是一篇跋文，是苏轼读完黄子思诗集后写下的。文章用书法来比喻和评论诗歌，指出那些疏淡朴雅之中寓意深远的诗才是好诗。作者对苏武、李陵的“天成”、曹刘的“自得”、陶谢的“超然”、李杜的才气，以及柳宗元、韦应物“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都做出了高度评价。尤其对自然天成、“美在咸酸之外”的诗，苏轼似乎更加推崇。他认为艺术的法度应符合自然原则，文理自然，这样才会姿态横生，而艺术的最高境界是韵外之致。全文言简意丰，洗练明畅。
首先，苏轼认为：书法艺术以“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为在最高境界。尽管唐代的颜真卿、柳公权能够集古今笔法的大成，成为天下人师法的宗师，但还是未能恢复钟繇、王羲之书法的艺术神韵。接着，苏轼运用类比推理，认为诗歌艺术与书法相通。诗歌最高的艺术境界也是自然天成，富于神韵，像苏武、李陵、曹植、刘祯、陶渊明、谢灵运等人的诗歌那样，出于性情的真切流露，超然物外，淡泊远神，富有韵味。
尽管李白、杜甫取得了“凌跨百代”的集大成成就，但是，李杜诗歌还是缺少魏晋以来“高风绝尘”的韵味。此后的诗人尽管追求远韵，但是才不逮意。这就自然过渡到对韦应物、柳宗元山水诗的经典评价。苏轼认为他们的诗歌“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于此相应，晚唐司空图又提出了妙在咸酸之外的“神韵”说。最后，苏轼将黄子思的诗歌接在追求远韵神味的诗歌艺术传统上，发现并赞扬了黄子思诗歌艺术成就。
这篇短跋的价值，并不在于评价了黄子思诗歌，而在于苏轼提出的新的诗歌理想。与当时复古思潮不同的是苏轼要求诗歌恢复汉魏古诗的萧散简远境界，并不是欧阳修等人追求的古朴苍劲的格调。值得指出的是，苏轼自己的诗歌创作并没有实践这一艺术理想，即使那些刻意模仿陶渊明的和陶诗，也没有陶渊明诗歌那种冲淡闲适的风格，而是“天马脱羁，飞仙游戏，穷极变化如适如其意中所欲岀”（沈德潜《说诗晬语》），显露的仍然是他豪迈洒脱的个性本色。
这篇文章的具体创作时间不详。黄子思，名孝先，福建浦城人，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进士。其子黄几道，孙黄师是皆与苏轼交游，师是两女皆嫁苏轼子，两家关系较深。黄子思有诗集二十卷，当苏轼阅读到这些诗集后，他为诗集写了这篇跋文。
参考资料：
1、冯克诚，田晓娜主编．精注详析唐宋八大家 苏轼诗文选 4 青少年版．青海：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第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