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物色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
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瀌々”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々”学草虫之韵。“皎日”、“嘒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连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虽复思经千载，将何易夺？及《离骚》代兴，触类而长，物貌难尽，故重沓舒状，于是“嵯峨”之类聚，葳蕤之群积矣。及长卿之徒，诡势瑰声，模山范水，字必鱼贯，所谓诗人丽则而约言，辞人丽淫而繁句也。
至如《雅》咏棠华，“或黄或白”；《骚》述秋兰，“绿叶”、“紫茎”。凡攡表五色，贵在时见，若青黄屡出，则繁而不珍。
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吟咏所发，志惟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故能瞻言而见貌，即字而知时也。然物有恒姿，而思无定检，或率尔造极，或精思愈疏。且《诗》、《骚》所标，并据要害，故后进锐笔，怯于争锋。莫不因方以借巧，即势以会奇，善于适要，则虽旧弥新矣。是以四序纷回，而入兴贵闲；物色虽繁，而析辞尚简；使味飘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古来辞人，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物色尽而情有馀者，晓会通也。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则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赞曰∶
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
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
译文
《物色》是《文心雕龙》的第四十六篇，就自然现象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来论述文学与现实的关系。
全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自然景色对作者的影响作用。刘勰从四时的变化必然影响于万物的一般道理，进而说明物色对人的巨大感召力量；不同的季节也使作者产生不同的思想感情。根据这种现象，刘勰提炼出一条基本原理：“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迂，辞以情发。”相当精辟地概括了文学创作和自然景物的关系。
第二部分论述怎样描写自然景物。必须对客观景物进行仔细地观察研究，再进而结合物象的特点来思考和描写。刘勰从《诗经》中描绘自然景色的具体经验中，概括出“以少总多”的原则，认为这是值得后人学习的。对汉代辞赋创作中堆砌辞藻的不良倾向，刘勰提出了批评，要文学创作避免这种“繁而不珍”的罗列。
第三部分总结了晋宋以来“文贵形似”的新趋向，提出一些具体的写作要求：首先是要密切结合物象，“体物为妙，功在密附”；其次强调“善于适要”，能抓住物色的要点；再次是要继承前人而加以革新，做到“物色尽而情有余”；最后强调“江山之助”，鼓励作者到取之不尽的大自然府库中去吸取营养。
本篇是《文心雕龙》中写得比较精采的一篇。除论述的形象生动外，还以鲜明的唯物观点，比较正确地总结了情物关系、“以少总多”、“善于适要”和“江山之助”等重要问题。
（一）
春秋四季不断更代，寒冷的天气使人觉得沉闷，温暖的日子使人感到舒畅；四时景物的不断变化，人的心情也受到感染。春天来到，蚂蚁就开始活动；到秋天降临，萤火虫便要吃东西。这些微小的虫蚁尚且受到外物的感召，可见四季变化对万物影响的深刻。至于人类，灵慧的心思宛如美玉，清秀的气质有似奇花；在种种景色的感召之下，谁又能安然不动呢？所以，春日景物明媚，人便感到愉悦舒畅；夏天炎热沉闷，人就常常烦躁不安；秋日天高气清，引起人们阴沉的遥远之思；冬天霰雪无边，往往使人的思虑严肃而深沉。因此，一年四季有不同的景物，这些不同的景物表现出不同的形貌；人的感情跟随景物而变化，文章便是这些感情的抒发。一叶下落尚能触动情怀，几声虫鸣便可勾引心思，何况是清风明月的秋夜，丽日芳树的春晨呢？
（二）
所以，当诗人受到客观事物的感染时，他可以联想到各种各样类似的事物；他依恋徘徊于宇宙万物之间，而对他所见所闻进行深思默想。描写景物的神貌，既是随着景物而变化；辞采音节的安排，又必须结合自己的思想情感来细心琢磨。因此，《诗经》里边用“灼灼”二字来形容桃花颜色的鲜美，用“依依”二字来表现杨柳枝条的轻柔，用“杲杲”二字来描绘太阳出来时的光明，用“瀌瀌”二字来说明大雪纷飞的形状，用“喈喈”二字来形容黄鸟的鸣声，用“喓喓”二字来表现虫鸣的声音。还有用“皎”字来描绘太阳的明亮，用“嘒”字来说明星星的微小，这都是用一个字就道尽物理；有的用“参差”来形容荇菜的长短不齐，用“沃若”来表现桑叶的鲜美茂盛，这都是用两个字就完全描绘出事物的形貌。这类例子都是以少量的文字，表达出丰富的内容，并把事物的神情形貌，纤毫无遗地表现出来了。即使再反复考虑它千百年，能有更恰当的字来替换么？及至《楚辞》继《诗经》而起，所写事物触类旁通而有所发展。物体的形貌是多种多样的，不易完全描绘，因而词汇便复杂繁富起来；如描摹山川险峻的“嵯峨”和草木茂盛的“葳蕤”等，便大量出现。后来司马相如等人，于文章的气势力求奇特，于文章的音节力求动听，往往要用一系列的形容词藻，来描写山水景物。这就真如扬雄说的：《诗经》作者写的东西虽华丽，但恰如其分，而且文字也比较简约；辞赋家写的东西，就过于华丽，辞句也过于繁多。至于像《诗经·小雅·裳裳者华》中说到盛开的花朵：“有黄色的，有白色的。”《楚辞·九歌·少司命》中说到秋天的兰花：“绿色的叶子，紫色的茎。”可见凡是描绘各种色彩的字，适当应用，方觉可贵；如果青的、黄的层见迭出，那就过于繁杂，不足为奇了。
（三）
晋宋以来，作品重视描写事物形貌的逼真。作者深入观察风物景色的神情，研究花草树木的状貌；吟咏景物从作者深远的情志出发，而描绘事物的诀窍就在于能密切地符合真相。所以，如果文字用得巧，事物写得逼真，那就像在印泥上盖印一样，用不着过多的雕琢，而事物的本来面目便可完全无遗地描绘出来。这就使人能从作品的字句里看到景物的形貌，了解到不同的季节。但是事物各有固定的样子，而作者构思却没有一定的法则；有的好像满不在乎地就能把景物写得很好，有的却仔细思索还和所描写的景物相差很远。《诗经》和《楚辞》中突出的特点，就是善于抓住客观事物的要点；后来善写文章的人，都不敢在这上面和它们较量。却无不依照这种方法，学其巧妙，随着文章的气势而显示出奇特来。所以，只要作者善于抓住事物的要点，就能把本来不新鲜的景物也描绘得极其新颖了。因此，一年四季的景色虽然多变，但写到文章中去要有规则；事物虽然繁杂，但描写它们的辞句应该简练；要使得作品的味道好像不费力地流露出来，情趣盎然而又格外清新。历代作家，前后相继，在写作上都是错综复杂地演变着，并在一面继承，一面改革中取得新的成就。要使文章写得景物有限而情味无穷，就必须把《诗经》、《楚辞》以来的优良传统融会贯通起来。山水川原实在是文思的深厚府库；描写它的文字过简就会显得不够完备，过详又显得繁冗。屈原之所以能深得吟诗作赋的要领，不就是得到楚地山川景物的帮助吗？
（四）
总之，高山重迭，流水环绕，众树错杂，云霞郁起。作者反复地观察这些景物，内心就有所抒发。春光舒畅柔和，秋风萧飒愁人；像投赠一样，作者以情接物；像回答一样，景物又引起作者写作的灵感。
